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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宇電台 2019-04-25

金鋒獎訪談有感 : 創新與創業

        最近因為獲得中華民國傑出企業管理人協會頒發中小企業組十大傑出創業楷模金鋒獎及十大創新研發金鋒獎,接受環宇電台創新一百節目主持人金麗萍記者的訪談 , 當然我是很高興能以創業及創新被肯定 , 但我當天最訝異及高興的是從舊識馬英九前總統的手中拿到了獎座及獎狀 , 馬前總統想必也很訝異在這個場合碰到我 , 頒獎的短短過程中也閒聊幾句 , 給我繼續加油的鼓勵 . 然而 , 這讓我感受特別深刻 , 因為想起過去馬前市長在 2000 年邀請我擔任台北市 發展生物科技產業推動小組委員 的林林總總浮上腦海 , 一起啟動了台北生技獎 , 台北生技展 ( 現台灣生技展 ), 規劃了士林北投高科技園區也在曠日耗時的區段徵收完成以後 , 開始進入實質園區開發的階段 . 馬前市長是法律人 , 能主動成立生技產業推動小組為台灣生技紮根 , 其前瞻的眼光還是要給予充分的肯定 , 尤其是在他兩任的任期內幾乎都是全程參加開會 , 認真的聽取委員們的意見 , 作出正確的決定 , 讓我們委員們都很有成就感 . 而接下去在 2007 年翁啟惠院長 , 王金平院長及蔡英文行政院副院長領銜立法通過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 將學界的研發能量釋出 , 鼓勵公立學研界可以擺脫公務員身分成立生技新藥新創產業 , 都讓我們看到了不論藍綠一脈相承的為國內奠定生技新藥知識經濟產業的用心 , 沒有這些創新創業環境的建構 , 今天我應該也沒有機會受到兩項創業及創新金鋒獎的肯定 .

金記者很好奇我這樣一位教授在由學界教學及研究的角色轉型成為創業家的心路歷程, 其實原因也很單純, 1994年在陽明大學授命成立生物藥學所創辦人時, 就將創所宗旨定位在培育高級新藥開發研發人才, 成立四年之後的1998年又深感本身缺乏藥業的實際運作經驗,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就向校方提案成立校級的新藥研究中心從事產學合作, 將大學的研發能量投入國內的生技產業, 協助產業界得以開發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藥. 將近十年與多家國內產業界產學合作, 深切體認新藥開發領域是具有爆發力的知識經濟產業, 但須長期資金的持續投入, 國內生技產業資金規模相對有限, 尤其是缺乏歐美真正創投的資金市場運作環境, 開發新藥的決定權都掌握在產學合作廠商手中, 大多因資金考量無以為繼. 而我在2000年受邀擔任經濟部智財局委外案審查委員, 因此得識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智慧財產研究所劉江彬所長, 倡議成立陽明政大生物科技跨領域學程以後, 在兩校師生共同參與的生物科技跨領域專題討論中, 在國際頂尖期刊生技新藥相關創新知識以外, 也習得了有關智慧財產, 科技管理等相關跨領域知識.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由該所的兼任老師徐小波先生告知, 1980年美國拜杜法案下放政府經費支持的研發成果給予各全美大學以後, 麻省理工學院不到三十年間, 以師生的研發成果衍生的新創產業市值已有四千億美金, 讓我相當的震撼, 終於了解美國學界強大的創新能量成就了美國的科技領先造就了強大的美國. 在向美國大學技轉協會的會長級教授成員問及大學衍生企業最容易成功的模式時, 被告知師生共同創業因知識背景的鴻溝容易跨越, 而易產生共識邁向成功目標, 是具有最高的成功比例. 

       2008年底開始的國際經濟海嘯以後, 百業蕭條, 加上2007年已經通過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的激勵, 一方面認為經濟不景氣是知識經濟產業的創業良機, 一方面也因常聽到學界同仁們提到, 我們很努力地培育我們的研究生, 卻因為產業界不爭氣, 讓這些學生沒有學以致用的機會, 讓我產生一種使命感, 決定以美國學界的創新創業為師, 讓我們優秀的青年學子能夠有機會走出一條知識經濟的活水. 我這個創業的時機是對的, 目前創業的基地在新北市五股的新北產業園區, 當時因為經濟海嘯空出了一些廠房, 我才有機會進駐, 隨即很訝異地得知, 這個工業園區是孫運璿行政院長主導設立, 1984年完成的創業園區, 且設置先租後售方式鼓勵新創產業, 造就了目前新北市的產業聚落的根源, 而居然我在他過世之後仍然因為他的遠見而得以享受先租後售的澤惠, 創業至今已經擁有三個廠房得以進行以中草藥為主軸的化學新藥開發, 植物新藥開發, 保健食品開發及販售, 保養化妝品的開發及販售, 中草藥高科技生產技術平台的開發等多元的創新產品, 而此次創新研發的金鋒獎項目即為我們已經開始申請美國FDA 臨床試驗的化學新藥, 沒有設立試量產廠房, 是不可能達到此一里程碑的. 從孫運璿院長設立的創業創新工業園區的先租後售策略, 默默的為台灣新創產業奠基來看, 目前規劃的工業園區或科學園區最流行的就是所謂BOT, 政府出地讓財團經營五十年, 以松菸文創為例, 一坪四千元的租金, 真的能夠支持創新的文創產業誕生嗎 ? 在此也呼籲, 創新是全世界經濟成長的動力, 政府一定要建構創新創業的友善環境, 如果還一味的推BOT, 只能成就已有經濟規模的製造業, 不會有知識經濟產業的誕生. 

    而被金記者問及從求學到在學界擔任教授又轉型成為企業經營者的過程是否有一些挫折跟挑戰, 當然, 在日本東京大學三年拿到博士學位求學也算順遂, 很快地通過教授升等, 有機會成為創所所長, 創辦新藥研究中心當主任, 能因為日本東京理工大學及 RIKEN Bioresource Center 了解我規劃的博士班創新教育的培育機制而簽訂學術合作意願書, 後者在日本簽約時還在門口旗台升中華民國國旗的禮遇, 其實也算頗受國際友人肯定. 但這些年來, 眼看國內優秀的年輕學子愈來愈不念研究所, 尤其是不念博士班, 忝為學界的一員, 實在是心頭的最痛. 如果連比爾蓋茲都跨界說出二十一世紀是生物科技的世紀, 如果全世界都以創新為主軸在發展知識經濟產業, 而其研發的主力當然是博士級的研發人員在生技公司或藥廠大量就職, 而我們的優秀的年輕人卻因為看不到明天在那裡, 看到念完博士滿街的流浪教師前輩活得很辛苦, 抑或研究機構的博士後研究員十多年也找不到正職, 生技產業也因資金不足也只能以碩士為主的研發人員來充數, 創新是需要邏輯思考的訓練, 我們的產業能以碩士人才去與國外的博士人才競爭創新嗎 ? 教育部, 科技部, 經濟部都在自己本位的處理屬於自己領域的問題, 不是沒做事, 而是方法不對各自為政. 最近看到科技部將博士生的獎學金提高到每月四萬, 問題是就解決不念博士班的問題嗎 ? 優秀的學生頭腦很清楚, 不會因為每個月提高八千元就搶著來念, 反而看到一些資質不足的人來念博士班產生了很多的困擾. 真正的問題是要先解決博士就業的問題. 科技部也不是不了解這個問題, 一年多前啟動「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 每年招募360名博士級人才,提供一年期的在職實務培訓, 期間至少6個月要到產業界實戰。科技部將補助每人每月6萬元的培訓酬金。國研院、工研院、生技中心、金屬中心及台大與清大等22家培訓單位360位培訓員額。每年要花費三億多元來促進博士級人才的就業, 立意良佳, 可惜的是經過這樣一年的培訓, 產業界就全盤接受讓這些博士後就業了嗎 ? 這些培訓單位都是財團法人或大學研究機構, 平日就一直在舉辦各式各樣的培訓課程, 但因為都是研究機構, 缺乏實際的產業運作經驗, 也不可能因應各種產業不同階段的實際需求來培訓, 敖了半年進入產業界實戰半年, 產業界會因此就接受這樣的博士後是有產業經驗,而不必考慮營運成本就留用了嗎 ? 現忝為學術界出身轉型為產業界的一員,我必須指出博士後的就業方案應該要與鼓勵優秀的青年學子念博士的動機息息相關. 如果換一個角度來實施此一博士後就業方案, 鼓勵產業界聘請博士後人才, 直接補助產業界聘請碩士級人才及博士後人才的薪資差額約每月二萬五千元, 每個研發型公司限兩個名額, 給予二年的培訓期, 每年三億多的經費可以促進一千名以上博士後的產業就業, 而不同的業界可以因不同階段的需求由公司自己培訓或由公司視需求送去國研院、工研院、生技中心、金屬中心及台大與清大等本來就已經在舉辦的各種不同的培訓課程上課, 之後每年約六億的預算就可以每年創造一千名博士後的產業界就職, 讓博士的研發能量在產業界遍地開花, 流浪博士的問題得以解決, 優秀的青年學子就會風起雲湧的念博士課程, 國內才能有機會發展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知識經濟產業. 

      教改及少子化弱化了大學, 是我三十五年學術生涯的最痛, 從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到退休前看到國內大學博士班招生情況實在不忍卒睹. 值此次轉型為產業經營者,獲得創業楷模金鋒獎及創新研發金鋒獎, 又巧獲馬前總統頒獎之際, 希望能透過金麗萍記者的環宇電台創新一百節目的專訪,能將個人在學術界及產業界的一些經驗與心得提供給政府的相關機構, 讓科技部, 教育部, 經濟部能跨部會的協商共同來解決國內已經喊了二十多年轉型為知識經濟產業的問題, 我有信心國內的人才品質絕對是一流的,政府必須有遠見來建構發展知識經濟產業的友善環境. 最後我也要感謝當初有遠見的政府官員讓我有機會走到這一步, 更希望我只是拋磚引玉,能有更多的優秀人才可以有機會參與建構國內知識經濟產業, 為國內創造另一條經濟的活水.


聯合報 2015-10-13

諾貝爾的醫學桂冠對新藥開發的啟示與省思
( 報社改題為 : 呦呦喚醒迷失的新藥開發 ? )
        幾天前 , 屠呦呦成為中國第一位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 , 屠呦呦及她的工作團隊在尋找能有效對抗瘧疾的物質的過程中,結合中國傳統醫學,分析眾多藥用植物,最後在中國晉代成書的《肘後備急方》中發現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的抗瘧記錄,由於天然物化學家傳統分離有效成分的方法是加熱回流,但青蒿素不耐熱,在眾多的研究者中,只有屠呦呦由古書中領悟不能加熱破壞有效成分,最終成功提取出了青蒿中的有效物質。這次諾貝爾醫學生理獎肯定了由中藥這種具有古書人體使用經驗的新藥開發成果,給了國際新藥開發領域一個新的啟發,西方藥廠動則幾億美金投入幾十萬上百萬巨量化學合成物質篩選新藥的作法,也開始呈現瓶頸,而國內從 2000 年至今沿著西方方式進行的生技製藥基因體相關國家型計畫也即將進入熄燈階段,這次的諾貝爾桂冠是否可以讓我們從西方藥廠的集體迷失中得到一些啟示及省思.

        而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受過西方科學訓練的研究者到底對古書有多少瞭解 ? 屠呦呦是醫藥學者,但她埋首精研古籍. 而面對此一需求 2000年開始國內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第一任局長陳明邦先生得到美國藥物食品管理局即將公告植物新藥法規的資訊,希望能先設置中草藥專利審查基準,走在國際前端成為法規的制定者,陳局長的遠見著實讓人欽佩,但問題出在當時智財局裡對中醫藥古籍略有涉獵者僅屈指可數,於是就提議建置古籍的電子資料庫,將七百本中醫藥古籍逐字建檔成為可搜尋資料庫,還去技轉了林昭庚教授的中西醫病名對照一書,讓受到西方醫學訓練的研究者,可以以西方病名就能使用此一電子資料庫. 例如,糖尿病為現代中文病名,但可以用 Diabetes 找出古籍的古代病名叫消渴,然後出現有趣的訊息,告訴我們”玉泉散,乃治消渴之神藥也”. 祖先們智慧的結晶,在諾貝爾獎頒給從傳統中醫藥中獲得啟發、作出貢獻的個人以後,是否可以再給臺灣 2007 年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一點機會,從與西方的集體迷失中醒過來,再給我們年輕的研究人員一些機會 ?

        今年8月18日,中國國務院關於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由總理李克強以國發〔2015〕44號,正式對外公佈,是近5年來中國藥品器械審評體系的首次重大調整,其將深層改變中國醫藥產業格局,宣示要退出學名藥的世界工廠,要把中國建設成為全球醫藥科創中心.  而此一中國第一位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得獎,無疑將成為中國以中藥作為國際新藥開發領航者的決心打了一針強心劑.端看對岸藥業集團動輒年營業額人民幣一千六百多億,或將近千億人民幣的規模,這是我們的危機還是契機,海峽兩岸醫藥品的合作不可或缺,維持現狀,不可地動山搖. 一位西方大廠的高層在屠呦呦得獎之後,來函告知,幾年前就預料二十年後,國際的新藥開發將由西方轉移到中國或印度,沒想到這麼快就開始發生了.


中國時報2009-05-03

生技產業 從疫苗開始
        政府推動六百億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用心值得肯定,但如何選題就有不少爭議。其實政府發展生技產業,必須了解生技研發具有典型的知識經濟特性,必須從公眾利益來著想。從 SARS 的風暴到面對禽流感的隱憂,到突然出現 H1N1新流感的嚴重威脅,疫苗以及不斷演化的病毒治療藥物,是要等別人生產過剩賣給你,還是再來一次強制授權並引起國際智財貿易糾紛呢?對於這些不斷在人畜間交互演化出的新病毒,全世界都不會有現存有效的疫苗,但對於已經上手的疫苗廠而言,緊急狀態下重新開始研發三個月到半年,就可以進入量產。但是我們看看,這些發展出疫苗的國家,我們即使用布袋裝現金漏夜排隊也買不到疫苗。我們的疾病管制局在 SARS 之後的疫苗生產政策,就繞著美國、歐洲廠商來台設廠打轉,好不容易達成協議的國外廠商,又因為被併購而遙遙無期。

        然而民眾在政府幫我們編列五百億的稅金作為 SARS 的特別預算以後,到底得到了什麼,難道政府也不檢討看看嗎?澳洲是一個人口二千萬的國家,他們原先有一個國營的抗血清製造廠 CSL,這些年來轉型成民營的疫苗廠,絕對是世界上少數有能力在半年內量產新流感疫苗的廠商。看看這個模式,就知道我們政府出了什麼問題。對國外廠商而言,這只是一筆生意,那有什麼道義問題?純粹由技術官僚主導的疫苗生產政策,欠缺熟悉資本市場、商業運作模式及國家發展策略等相關專家及官員的參與,就造成澳洲能,而我們不能的現況。發展研發型的生技新藥絕對是國內未來發展知識經濟的命脈,研發型產業需要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研發人員已經是一般常識,國內 DRAM 產業的生存危機不是因為我們不具有最上游的研發造成的嗎?政府發展生技新藥產業首要是建構產業發展的環境,產業發展本來就有公開市場的資金機制,但疫苗的研發有高風險,沒有政府資金的大力支持,國內廠商自行研發的能量是相當不足的。

        據《今日新藥開發期刊》二○○一年的報告,進入臨床試驗一期的二十五種疫苗中,只有五種可進入臨床試驗二期,而其中只有一種可通過臨床試驗三期而進入市場。平均而言,一個疫苗的研發大約要花十年及大於一億美金研發經費。感冒疫苗 Flumist 光在臨床試驗三期就花了六年及四億美金的經費才得以上市。King 藥品公司發展鼻腔投與的感冒疫苗在投入一億美經經費以後宣告中止研發。而國內在二十年前由生物技術開發中心主導成立的保生公司,在生產乙型肝炎疫苗以後就消聲匿跡,其因在於向國外購買技術在台灣生產製造,最上游的技術欠缺,在國際商業舞台上不具競爭力,因此只能草草收場。將發展疫苗產業當成國家目標,發展疫苗所用的生物技術平台就是發展生技新藥所需的重疊技術平台,國家扶持疫苗產業發展可以成為發展生技新藥研發型知識經濟產業的基石。全世界最上游的研發人才都是集中在大學等學研機構,如何將目前大學被 SCI 綑綁束縛的瓶頸鬆綁,用以支援國家目標發展,就看我們政府的智慧了。


聯合報2008-09-11

學院猶自外知識經濟產業
        請問馬總統,你說跟著你走不會錯,但總要讓我們看到方向,看到未來。
        降證交稅、遺產稅、營業稅都只讓現有的代工型產業延續短時間的競爭力,美國及中國世界經濟引擎相繼熄火後,取而代之的台灣經濟競爭力在那裡?我們來看看七百萬人口的瑞士經濟競爭力的架構是什麼?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鐘錶工業、觀光業,還有跨國的生技製藥業羅氏藥廠、諾華藥廠、雀巢食品。金融,我們要面對新加坡及香港的競爭;生技製藥產業的發展上,我們擁有研究人才及臨床試驗上的人口優勢,是新加坡及香港難以改變的先天缺憾。
        在比爾蓋茲都認為廿一世紀是生技產業的世紀,生技新藥產業是最典型的知識經濟產業,靠的是研發能量,而研發不外人才與教育,然而我們的教育體系似乎自外於知識經濟產業。
        以麻省理工學院為例,由一九九九年至二○○八年的十年間,總計有二千六百多件的專利申請,得到一千四百多件的專利核准,進行技轉等商業化過程的一千一百七十七件,最重要的是,促成了該校師生成立了二百廿七家高科技新公司,該校至今促成的新創公司總市值接近四千億美金。而我們的國際一流大學評鑑卻以SCI為主,專利和產學合作只是作參考,能建構大學及研究機構作為火車頭帶動國內知識經濟產業的發展嗎?
        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計畫只管世界前一百大或五百大的排名,國科會研究計畫以SCI為主要依據,經濟部認為它的所屬財團法人能將過去成功的推動台灣製造業經濟奇蹟的能耐,可以適用在發展知識經濟產業的模式,那台灣就沒有明天的知識經濟產業。
        立法院去年通過生技新藥條例以後,就會帶動國內生技新藥產業嗎?國內現有產業的發展型製造業體質,是難以自行轉型為研究型產業的。愛爾蘭、芬蘭、瑞士都是在經濟碰到瓶頸以後,大力投入教育來引導高科技發展才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馬總統,我們希望看到你在台北市長任內推動台北生技產業的精神,跨部會的解決國內發展知識經濟產業架構上的瓶頸,在國際經濟情勢面臨空前危機人心惶惶的此刻,為台灣立下未來十年甚至百年的知識經濟發展基礎。
        記得二○○二年上台不久的日本小泉首相改組了直屬的科學技術會議,派了一位生物科技事務局的主管來台灣訪問,一開口就直截了當的說是奉小泉首相之命為日本規畫未來五十年的科技研發方向,因為日本不想再重蹈晶圓電腦產業失敗造成經濟不振的覆轍,特別來台灣了解政府未來長期的規劃,我答不出來,相信他參觀完我們國內相關部門以後,仍然找不到答案。
        馬總統,是該你給這個答案了。


科技報導 2005-04-15

世界一流頂尖大學的夢幻與真實
        在過去十年的快速擴充大學讓學子們都有大學可以唸的政策主導下,小小的台灣就已經有一百五十所以上的公私立大學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而在國內教育經費的大餅成長有限的情況下,尤其是應該屬於研究型大學的公立大學院校,在美其名是校務基金,實際上是經費自籌的的陽謀下,明明國內是沒有國外捐款興學的風氣與環境,募不到款就只好節衣縮食,這十年下來,或多或少元氣大傷,有的甚至只能用焉焉一息來形容。這十年來新進的大學教師,只能說是生不逢辰,再多的理想與抱負換來的可能只是滿腹的辛酸。而在發展知識經濟的口號下,政府多少知道人才是知識經濟的根源,如研究型大學持續積弱,知識經濟只會淪於空談。
        教育部過去十年採取校務基金促使國立大學自謀財源,再將節省經費美其名卓越計畫等重點發展補助給予研究型大學,幾年下來,是採購了一些卓越貴重儀器,卓越的研究成果短期內是無法期待. 而相反的,由於圖書儀器經費的嚴重減少,讓大多數的教師的儀器設備連汰舊換新的能力都無法維持,甚至連一台冰箱損壞還得煞費周章的張羅,全面的對研究型大學造成毀滅性的重創,即使那些被照顧到的少數族群,為了表現可以立竿見影的成效,研討會、講習營接二連三的舉辦,他們真的有時間可以專注的作出卓越研究嗎 ? 是的,假如我們的教育部只想要大學教師只要教會我們的下一代把研究做好, 讓我們的下一代來為台灣拼經濟, 那就繼續五年五百億,十年一千二百億的頂尖大學遊戲吧,但是可以預期的是, 十年後大概不會有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出現,但國內目前可以列為亞洲一流或二流大學的,到時候可能都會成為亞洲三流大學。何謂世界一流頂尖大學?在最近喧騰一時的所謂世界前二十名大學而言,美國幾乎攘括其中七成,而亞洲國家中只有日本東京大學被列第十七名。如果以從一九六六年至今為止被 Medline 收集的論文而言,日本全國有四十四萬餘篇,台灣有四萬餘篇,就量而言,也還可以接受。但如果以質來恆量,就生命科學及生物醫學相關領域而言,誰都可以接納 Cell、Nature、Science 三個專業期刊是最具有原創性的頂尖期刊,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學有一千八百多篇,第二的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有九百多篇,日本東京大學有兩百多篇,大阪大學也有一百多篇,我們全國的大學加上中央研究院及國衛院,卻是真正的屈指可數,而真正要注意的是,中國大陸有七十餘篇,韓國也有三十餘篇,連新加坡都有將近三十篇。這些都充分說明我們淺盤式研究的現況。
        而追根究底,這些淺盤式研究形成的原因在哪裡 ? 筆者認為有三個重要制度上的缺失是主要的推手。首先是教育部完全採取個人PI 制的單打獨鬥式的教育發展制度,一個研究所五個名額的制度,讓一位資深的教授和一位剛作完博士後研究的助理教授擁有同樣的空間及學校資源來進行研究教學,這在美國或許行得通,但也絕不會一個研究所只有五個名額。日本採取歐洲式的講座制,一位教授底下有一位副教授,二位助理教授及一位專業的行政助理,已經相當我們一個研究所的編制,雖然有壓抑年輕學者原創性的餘慮,但日本在十多年前模仿個別 PI 制成立的理化研各種研究單位的設立,已經可以彌補此一缺失,但是我們看到的是,這些表現傑出的 PI 制研究人員,往往又跳槽回到講座制的大學去當講座的領導人,兩種制度的兼容並蓄,讓日本仍然蓄積著未來主導世界知識經濟的能量及潛力。因此,國內如果持續這種單打獨鬥的 PI 制發展大學,不要說五年五百億,再多的投入,也無法擺脫淺盤式研究的糾纏。試單就國內一些研究作得尚稱不錯的學者,退休年紀一到,畢生累積的功力與心血,往往就此煙消雲散,何來所謂傳承 ? 但我們卻不難看到這些可以在世界一流頂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日本學者,在他們退休後,傳承的研究室在三、五年後也能繼續在這些頂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頂尖一流大學不是選出一所大學或合併兩所大學就可以水到渠成的,就國內現況而言,以大學法中存在的研究中心在各大學中發展日本大學的講座制,才是讓國內大學可以朝國際頂尖大學目標邁進的不二法門。
        另一個制度上的問題,是教育與研究的脫鉤。最近政府的組織再造,提出將國科會裁併的構想,更是在開倒車的做法。我們看看日本,當他們發現大學教育與研究脫鉤時,在二零零一年所採取的是,將科學技術廳(相當於國科會)與文部省(相當於教育部) 合併成為文部科學省,讓教育與科技發展一元化。同時,他們在去年也開始將國立大學公法人化,卻將自籌財源的部分只限制在每年遞減百分之一。相反的,請看我們教部在十年內已經作完了日本大學要花五十年才要完成的改革,每個國立大學自籌的比率都已經高於百分之五十,茍延殘喘之際,來一個不切實際的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的大補帖,加上立委諸公大砍科技預算,再加上裁併國科會,真的可以讓台灣的未來知識經濟一刀斃命。
        第三個是最近如火如荼的所謂菁英留學計畫的制度。這幾年政府發現出國留學的人數少了,或許是因為社會富足了不想出國,或許是被電子業的高薪分紅誘惑不想出國,或許是國防役讓年輕人耽誤了最佳的出國時機,在未充分了解問題的本質下,推出了所謂菁英留學計畫,將公費留學生的名額大幅增加,設置所謂海外攻堅據點,認為只要增加留學生,就可以解決未來國內知識經濟產業發展所需人才不足的問題。我們來看看日本政府的做法,他們原則上是鼓勵在國內完成博士教育的,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自己學術界的發展需要自己的人才來支持,只是在完成博士學位後,他們提供獎助學金讓這些我們所謂的土博士都有機會到美歐等國進行博士後研究,而這些自己帶便當的博士後研究員,請問有那些國際一流的頂尖研究室可以抵擋他們的攻堅 ? 日本能夠在 Cell、Nature、Science 三個頂尖一流國際學術期刊有一千篇以上的論文發表,可以充分顯示他們採取的策略是正確的,人才培育如果只能倚賴國外,大概就註定只能發展代工產業,不要再奢言知識經濟產業。
        最後,希望執政當局,要能真正認識教育的生根與未來知識經濟產業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教育是百年大計,?不是急就章的推出頂尖一流大學計畫、菁英留學計畫就可以解決的。如果不及時懸崖勒馬,亡羊補牢,世界一流頂尖大學的期待將永遠只是像天邊的彩霞一般的夢幻,為何不回頭過來瞧瞧腳邊朵朵長了花苞的真實玫瑰,只是因為培育不得法,無法讓它綻開艷麗的花朵。


中國時報 2003-05-18

疫苗研發 不是南柯一夢
        一個變種新病毒的傳染對全世界如此立即而明顯的衝擊,是前所未見的。美加兩國自病例爆發到基因解碼定序前後不過一個月,香港的研究學者已發展出檢驗試劑及相關細胞株在申請專利。報載國際大藥廠葛蘭素史克同意投入疫苗研發計劃,但與會者大多數企業均持相當保留態度。原因何在?根據今日新藥開發期刊二○○一年的報告,完成疫苗前臨床研究進入臨床試驗一期的二十五種疫苗中,只有五種可以進入臨床試驗二期,而其中只有一種可以通過臨床試驗三期而進入市場。平均而言一個疫苗的研發大約要花十年時間及大於一億美金的研發經費。比方像抗肺炎雙球菌的疫苗 Prevnar 就花了十四年,其間還發生了因研發財力不足而進行三次的公司重整或合併。感冒疫苗 Flumist 光在臨床試驗三期就花了六年及四億美金的經費才得以上市。
        這都讓我們了解疫苗研發的困難性與高風險性。歐美的國際藥廠多少是站在社會道義的立場來進行疫苗的開發,主要是因為最需要防禦感染性疾病的是第三世界國家,而第三世界國家往往無法回饋代價高昂的疫苗開發費用。現在在歐美未受到 SARS 的直接威脅情況下,這些國際藥廠真的會因社會道義而為亞洲國家投入疫苗開發嗎?SARS 是否會像流感病毒在一九二零年代造成二、三千萬人死亡,突然在一年半以後消聲匿跡,而讓這些藥廠開發的疫苗無用武之地?仍然是這些藥廠觀望的原因之一。
        問題是,我們總不能永遠只靠量體溫,洗手,隔離的措施來對抗 SARS 吧?而真正可以克服 SRAS 傳染,歸根究底的方法還是只有疫苗的使用。
        目前生物領域的國家型計劃計有基因體計劃,生技製藥計劃及農業生技三個。SARS 病毒基因體的研究原本就符合國家型基因體計劃的內容,而有關可以成為發展 SARS 疫苗的病毒抗原更是可列入國家型基因體計劃的具體有用目標。而國家型生技製藥計劃則應支援抗 SARS 病毒治療藥物的研發,尤其應著重一些可以抑制 SARS 病毒複製的一些小分子藥物及一些可以干擾 SARS 病毒感染的生體自有的蛋白質因子等的研究。而國家型農業生技計劃則可支援驗證那些保健食品或中草藥可以增強對 SARS 的抵抗力,如能有所斬獲,這些具有本土色彩的研究應有充分的國際競爭力, SARS 的危機說不定可以成為我們生技製藥產業的轉機。
        過去筆者曾經審查過一些血清疫苗製劑的研發,深切體會到當國內所需疫苗的採購碰到國外藥廠被併購發生疫苗缺貨時,必須緊急採購所需面對的危險性評估,而提議應成立專責的國家血清疫苗局來負責本國所需疫苗的生產。當時的預防衛生研究所還負責國內日本腦炎病毒疫苗的生產,自己必須一年飼養高達一百萬頭無特定病源菌的老鼠來生產此一疫苗。經過歷年來持續進行的政府機構精簡政策以後,在疾病管制局成立的合併精簡過程中,此一吃力不討好的疫苗生產工作轉移給民間,政府防疫的陣線於是出現了缺口。
        為今之道,只能希望國家應扛起 SARS 疫苗研發的重責大任,成立專責的血清疫苗研發機構,建立由研發到生產的一貫体系,尤其應給予相關工作人員視其工作的危險性給予優遇的危險工作津貼,建立一批正規軍來進行研發。
        國內自行研發疫苗是不能純粹由經濟不經濟的眼光來看待。我們養了那麼多的軍隊,三十年來也沒打過戰,軍隊保護我們了沒?美國每年花費在流行性感冒疫苗的經費約為一億五千萬美金,但每年卻可省卻二十五億美金的醫療經費。疫苗的研發從來就不是國際大藥廠的優先標的,很多還是各國國防部投入經費來進行的。以國內的市場的規模而言,的確不符疫苗研發的經濟效益,但是如果我們將這些第三世界或亞洲國家的需求納入考慮,規劃進行疫苗外交,在別人有難時挺身而出,提供免費或低價的疫苗或血清來救命,這遠比幫這些國家建一條馬路或蓋一個展覽館來得有意義而實惠吧。
        國內生技產業的推動起源於將近二十年前經濟部財團法人生物技術中心的設立,也成功的將乙型肝炎第一代由病人血清分離表面抗原生產疫苗的技術由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導入,由保生公司設廠生產,對國內乙型肝炎的防治奠定基礎。然而數年後保生公司的解散,也讓我們看到這種由國外技轉型生技產業在國內生根的願景無法真正落實。但是經濟部這些錢也沒有白花,畢竟生物技術中心這些年來還是培育了不少生技產業所需的研發人才,我們也應該從此一觀點來看,如果國內能成立專責的上游疫苗研發機構,對國內整體生技製藥產業的平台環境建構,絕對有正面的意義。
        我有一個夢,當我們的邦交國發生SARS或類似的新興變異病毒的社區感染時,我們的總統帶著外交部長,衛生署長,國家衛生院院長,疾病管制局局長出訪該國時,該國的總統及民眾帶著印著台灣製的耐米口罩夾道歡迎,專機降落的那一刻,歡聲雷動。希望這不是南柯一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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